2009年的最后一天，是一朋友的24岁生日，我就从城南头到了城北头。下车的那条路上行人不多，冷风紧一阵缓一阵，枯黄的树叶顺着街道乱飞，满眼都是萧瑟。朋友的棉衣不在身旁，穿着单薄的制服站在单位门口，瑟瑟发抖。这大概是这几年最后一次见面，说不定以后再也见不到了，分别的时候我想探过身想拍拍他的肩膀，终究还是没伸出那只手，转过头深吸一口气，呼出来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。

回来了之后，才发现居然忘了说生日快乐。

一年就都像这样过去了，到了最后，才发现忘了开始是为什么。每年都是这个样子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反正已经过去了，有些东西再怎么分析总结也没什么意思。

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，就是对一些事情越来越明白。像自己真喜欢什么，什么是重要的，真想去做什么，要走怎样的路，想要有什么样的意义，不再那么晕头晕脑的过日 子，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东西，不过一直没想透彻，我也不确定现在的想法是否真的就透彻了，只不过觉得好了很多，明白了一点，只是明白的有些晚，浪掷了不少 时光。

也因这个，这一年也成就了一段异常痛苦的日子，特别是后半年。这种寻寻觅觅不断怀疑过程的结束，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心力。在那些难以入眠的决绝时刻，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浑身发抖，整个都处于倍受煎熬的焦灼状态，睁着眼睛看着窗外，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。那种日子虽然身体有些 累，脑子却一点都不困。现在虽还不算怎么拨云见日，不过晚上能睡着了，呼吸也都顺畅很多。

期间发生了不少事情，都让人觉得环境是越来越糟，越来越让人感不到阳光。今天和菜头twitter上调侃的说：

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。。写到这里，他停了下来，认真想了一会儿，然后继续写道：不过总的来说，还是个最坏的时代。

其它还能能说的，就是一些想了很久的项目开始实施。比如德语和其它的一些学习，有些虽然眼下看上去无甚用处，可是谁知道呢。又遇到一些人，又消失一些人，每年都是如此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有多不舍，还都是好聚好散。

Grey’s Anatomy里Izzie对Grorge说”Life is too short, enjoy it, please”，前几年我把这句话当做20岁生日礼物送给一位朋友，他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，自己倒是一直记得很清楚。生命苦短，不能畅意，死不足惜。

1931年，一个叫王雅清的东北女孩，跳上火车和流亡的学生们到了北平，那年她12岁，在北平生活了6年后，考到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，1937年开始“只身闯荡大上海”。随后，19岁的王雅清就遇到了李天民，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鳏夫，长了她十岁。

那时候的李天民任职于“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”，他13岁参军，后部队解散，经相亲赞助到日本苦读5年，拿到早稻田大学的经济学学位。回国后在首都南京的《中国日报》任总编辑，抗战时参加民族复兴运动。

两人结婚后， 1939年回到李天民的四川老家，李天民在成都“青年团”任干事长，期间王雅清生了3个女孩。1948年的时候，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“立法委员”。随后便是眼睁睁的看着丈夫跑到了台湾，自己则在四川养活5个孩子，侍奉家里老人。已经是“立法委员”的李天民为什么没能把一家人都弄到台湾，就像中国大地上无数经过战乱家庭的历史一样，你总以为自己不可能知道过去的全部答案，而历史近乎无法求解的一面就在于此。

我们知道的是，这个12岁就能从东北到京城混，之后又能只身闯上海的女人是不会向命运低头。1950年，她想尽各种办法弄来一个“路条”，带着5个孩子坐火车，从成都到重庆，再从重庆到广州，在广州滞留几个月后终于到了香港，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母子六人这时候才给台湾的李天民打电话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

到台湾3年后，王雅清又生产一女，到了1961年，在她43岁的时候，和已经53岁的李天民终于造出一个男孩出来，这个智商有158的孩子，名叫李开复。

上面这些内容，在一本近300多页的自传中占了3页不到，却是我最看得上眼的部分。

现在住的地方有四个学校，一个小学，一个中学，一个大学，一个还是大学。

晚上停电，站在阳台往外看，下着小雪，十几个不知是大一还是高中的学生，在路灯下大声的读英语，还有人领读，一个单词一的单词的重复，声音从路对面传过来，很是洪亮。不远处还有一群，该是一个什么协会，或者辅导班之类的。之前也见过，总觉得可笑的，不说效率，冰天雪地里和一群人在一起喊，我是怎么都做不来。

远远地看着那群人，我就忽然觉得悲伤起来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眼前白晃晃的。那种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奔跑着傻乐的岁月就这样都过去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让自己觉得快乐过。

这个冬天都开始这么久了，居然还没有冬至。想到这里都让人觉得人生毫无希望，南方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

看了这么几年的豪斯医生，直到最近一段，才正经八百的理解那些个病例对于豪斯来说，其实也就是一个interesting。

就想起几年前spysy的男人佯装诙谐的跟我说，某女很有趣哦。好久之后方才明白，那时候自己是把funny和interesting这两个如此简单的概念给搞混了。

前几日阮一峰说：

我的梦想是找到一种工作，一种包含很多乐趣的工作，上班就好像享受一样，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为世界创造价值，为自己创造财富。

可见阮老师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也是十分的不满意。一个博士尤如此，硕士何堪？更不用说数不清的为了一口饭苦苦挣扎的本科生专科生了。那些有着自己享受工作的家伙，实在是沧海一粒。

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，在学校就花掉快20年，学到点东西，或者学的是自己喜欢的专业还好。不过我认识这些个国内国外年大学的同学们，基本没几个真是喜欢自己学的东西的，虽说有没有兴趣和做得好不好不是什么必然关系，不过能努力一个自己喜欢的，自己就要把自己羡慕死。

有一同学，据自己说当年也是晕头晕脑的进了军校，现在对自己日子也是“不管怎么说”都还满意，见面很高兴的跟我说要开始按揭供房了。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，都是有自己的想法，现实虽不算多深的泥潭，不过都还是没有离开的勇气。

大家都仔细计算着生活的根本，眼下的既得利益和改变现有生活的机会成本显然要比空泛的“追随你的心”更为雄浑有力。左右权衡反复比较，到最后也还是对现有的依依不舍。

去年9月份，最终还是离开昆明的和菜头说：

安迪花了17年时间挖穿了肖申克监狱的墙，我花了11年2个月时间。安迪的墙是联邦政府建造的，而我的墙大半是我自己筑的。和自己博弈了11年，赢家是和菜头。

2005年夏天在斯坦福的操场上史蒂夫·乔布斯那句 ‘You’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’ 的时候，找到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放下现在，为你的love放手一搏，就是敢不敢的事了。这样的生活，怎会没有interesting，怎会没有fun。

七老八十的时候，回忆自己什么时候interesting的时候，希望我不会不叹气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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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小柯在豆瓣的评论说是：疯癫的诗意。我感嚼了一会儿，还是“诗意的疯癫”更贴切一点。

排名评分之类的挺没意思，那是媒体名博们的干活。考虑到在2009年结束之前自己是没有机会看到Up in the Air，所以Inglourious Basterds就是我的年度最佳。

片子看的人不少了，该说的也都差不多被人说尽，就不瞎白活了，省得被人笑话。

有人说是自《低俗小说》以来昆丁最好的电影。

我最喜欢的，还是复仇女神和战斗英雄那一段，让这个癫狂的电影里有了些让人心碎的温情。最后Ennio Morricone的配乐响起，画面里的一红一白诉说着人性，弹片横飞的慢镜头顿时也罗曼蒂克到无以复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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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丁的电影大都如此，soundtrack单独听起来无甚特别，但是放在电影里，会让人佩服到五体投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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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個明媚的陽光小鎮

是她告訴我的

帶著滿臉幸福的笑意

手指著地圖說

在南方四個州的交界處

有干凈的小屋

和參天的老樹

讀書種草

喝茶睡覺

一年四季

人都很少

醒來的時候

傷心的不能自已